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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引号: 000000000-2018-00604 发布机构: 供销社
发文日期: 2018-12-06 主题分类: 其它信息

农业经营体制变革历史的回顾与思考(三)

  其实,苏联农业集体化对中国的影响并非从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。苏联在1932年底建成了农业集体化。他们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早已传入中国,引起我们党领导人的重视。早在延安时期,194311月,毛泽东主席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《组织起来》的讲话时就说:“在农民方面,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,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,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,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。而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。”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,就是通过合作社,达到集体化。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讲话是对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认可,也预示了未来新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。此后,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就开始出现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。这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萌芽。

  新中国建立后,很快就在全国农村展开农业合作化即集体化运动。把中国农业的前途定在集体化上,其信心何来?首先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。当时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着一种激进的思想认识,认为无产阶级只要掌握了政权,采取措施消灭私有制,实行公有化,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,生产力就会跟着来一个“飞跃”,快速发展。忽略了生产力发展这一决定性因素,以为不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,甚至认为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,越有利向社会主义“过渡”。这种穷“过渡”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除此之外,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的实践及所取得的所谓“成功”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,苏联通过集体化使农业生产发展,机械化现代化水平提高,农民生活富足、幸福的宣传深入人心。“点灯不用油。耕地不用牛”,“电灯电话、楼上楼下”的说词,人人耳熟能详。苏联经验使我们坚信,只有集体化才是中国农业迅速发展,农民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。选择集体化道路的第二个根据是基于对小农经济局限性的片面化、绝对化认识。认定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经营,规模小,风险大,增产潜力小,发展缓慢。更可怕的是它还具有天然的自发资本主义的“危险倾向”,会时刻不停地向两极分化。若任其发展,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富农剥削者,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。而防止这种“危险倾向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集体化。

  集体化寄托着我们美好的理想。它不仅能够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,而且能有效防止农村两极化,引导农民共同致富。于是中国农业合作化满怀激情地行动起来。1953年冬季开始宣传动员,1954年全面铺开,1955年夏季之后,毛泽东严厉批判了所谓“小脚女人”即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从此开始,政治、思想上的斗争、批判不断加剧,农业合作化成了一场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,发展速度急剧加快。1956年底,全国农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。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并没有停下步来。1958年秋天又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,并在9月一个月内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。公社化追求“一大二公”,陷入更大的空想,经济发展上要“大跃进”,“超英赶美”,所有制形式上要向更高形式的“大公”过渡,先“过渡”到全民所有制,并准备向共产主义“过渡”。结果出现了破坏力极大的“共产风”,国民经济及人民公社都陷入危机,不得不进行调整、“后退”。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“退”到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,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才最终确立下来。

 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及苏联东欧各国实行的结果都证明,所谓农业集体化能够促进农业发展,农民共同致富的设想,像近代史上许多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样,也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美妙、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空想。它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,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。中国农民不满集体化,他们的反抗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二十几年间从未停息。他们的反抗方式一是全国性的消极怠工;二是一有机会就实行包产到户。二十几年间,全国性的包产到户风潮三起三落,规模、声势一次比一次大。1960年代初的这一次,全国有30%以上的生产队实行。安徽名曰“责任田”的包产到户,全省90%以上的生产队实行。在农村改革的洪流中,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,终于被农民推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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