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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引号: 000000000-2018-00608 发布机构: 供销社
发文日期: 2018-12-06 主题分类: 其它信息

农业经营体制变革历史的回顾与思考(七)

 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,世界各国的农民等小规模的生产者为求得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,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,便有“组织起来”的要求。这正是世界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社的基本动因。这也是80-90年代中国农村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动因。新兴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不是旧的集体组织的复归,而是中国农民在国际通行的“合作制”原则指导下,结合中国农业商品经济的实际进行的体制、组织创新。

  各国普遍实行的合作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,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,它既不姓“社”,也不姓“资”。它最早出现在近200年前的英国。罗虚代尔小镇上的工人们为了免受商人的中间盘剥,建立起一家自己的消费合作社。后来“合作”的领域逐步发展到生产、服务及商业、信贷等各个方面。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、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为发展生产保障自身经济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。在长期的发展中,合作制形成若干被广泛接受的合作制组织、运行原则,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各发展中国家广泛实行。国际合作社联盟早于1895年建立。现在欧美各国的农民都要加入三四个甚至更多的不同领域、类型的合作社,依靠合作组织提供产前、产中及产后的产品销售等一整套社会化服务来发展自己的生产。离开合作社,他的生产经营便无法正常进行。不过,世界各国的合作社大多只是在产品加工或销售等某一个环节上合作,不搞生产全过程的合作,更不触及家庭的财产所有权,不改变家庭生产方式。

  新中国选择兴办合作社来改造小农生产是正确的。教训是没有真正实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,把合作制弄成了苏联模式的集体化。我们的集体化的目标、组织形式及经营方式,都与合作制的基本理念、原则不同,甚至相悖。我们的合作化在合作形式上,唯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家独大。供销、信用等合作社,不仅得不到发展,后来还被并入人民公社或国营商业机构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指出, “在1955年夏季以后,农业合作化及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,工作过粗,改变过快,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,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。”现在,人们对农业集体化过程中“要求过急,工作过粗、改变过快”的问题已有较深的认识,但对“形式上过于简单划一”的问题,却少有论及。

  其实,这方面的教训也同样值得重视。新中国建立后,党和国家倡导发展生产、供销、信用三大合作。首先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,受到广大农民欢迎,成绩突出。早在19489月,刘少奇就在《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》的讲话中就指出,“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,还是一个农业国。在这样的国家中,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,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,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,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。”刘少奇所说的“商业关系”,主要是供销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“供销关系”。他指出,“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。” “一方面,或是首先是(供销社)把农民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,为农民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多余的生产品,供应农民所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;另一方面,又把农民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,供应农民所需的生活资料。”这样,“供销社就成为国营经济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,使合作社和农民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。”(刘少奇上述论述刊《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》。198310月第一版)

  人们对供销合作社寄予厚望。期望它通过“供销”活动,不仅搞活农村经济,而且把农民“组织起来”。当时这一作用已经初步显现。到1952年底,供销社已有1.3亿多农户社员,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90%以上。如果再向前一步,完全可以与农民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。中共中央1983年的一号文件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》中,对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有这样的总结:“一讲合作就只讲合并全部生产资料,不允许保留一定范围的家庭经营;一讲合作就只限于生产合作,而把产前产后某些环节的合作排斥在外;一讲合作就只限按地区来组织,按所有制的逐级过渡,不允许有跨地区、多层次的联合。”这是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又一个重要教训。我国的农业集体化违背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,把丰富多彩的合作制弄成了形式单一、机制僵死的集体化。发展合作制本来是帮农民联合起来,改变弱势地位,谋求利益最大化的,而集体化却以合作之名来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,再用“合作”社组织捆住他们的手脚。这就距合作制的本义相去太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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